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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两国提升本国小农生产“软实力”的第二个方面，是注重打好小农生产的“文化牌”。对于经历了几千年农耕文化浸染的日本来说，遍布海内外的日本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农耕文化烙印。借力全球日本人对其农耕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有助于挖掘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使这一群体成为日本农产品在全球的“宣传员”和“推销员”。2013年，“和食”申遗获得成功，这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借此契机，日本政府开始面向国内外大力宣传日本的“和文化”和“食文化”。2013年，在韩国政府的持续推动下，韩国泡菜的制作与分享获得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时至，韩国依然在强调，要借助韩国泡菜、人参和萝卜等特色农产品的影响，增强全球韩国人的凝聚力，扩大韩国饮食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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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典型经验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1）日韩推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对中国的其实

日韩两国通过采取上述综合举措，着力推进本国小农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对中国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启示。
（1）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是推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小农户均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面，这是中国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所面对的基本农情。也就是说，试图推动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补齐小农生产在生产效率、成本收益、环境保护和综合竞争力等维度的短板是绕不开的命题。为此，应将日韩两国的努力作为参考，将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作为推动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线，通过构建组织、服务和提升小农的政策体系，促进中国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实现有机衔接，这是小农生产格局下的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之选，也是务实之选。
（2）促进人、地、资金的整合与流动是推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人、地、资金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传统小农生产在人、地、资金三方面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人的方面，普遍面临劳动力流失、老龄化加剧的难题；地的方面，则面临地块狭小、分布细碎零散的资源禀赋制约；资金方面，均需面对农业农村资本短缺的困扰。为了增强人、地、资金对推动小农生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中国可参考日韩经验，努力促进人、地、资金的整合和流动：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青年人返乡创业等综合手段，促进农民队伍的提档升级；通过农地流转，加快农地向部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集中，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组合；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3）强化种业创新和农机装备创新是推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通过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以土地生产率的提升抵消土地装备率的短板，进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是土地装备率低下的日韩两国的共同选择。与日韩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的土地装备率更低。为了同新大陆国家和部分凯恩斯国家的农业部门展开国际竞争，以农业科技创新挖掘土地生产率的潜力成为关键之选。为此，我国亟需选择若干创新能力薄弱但却事关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展开集成攻关，以此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在此背景下，鉴于我国在种业创新领域仍面临诸多“卡脖子”困境，更有高达40%的农产品尚未实现全程机械化，而种业创新和农业机械创新恰是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竞争的战略前沿和关键高地。基于此，我国很有必要集中科技资源，尽快实现上述两个领域的创新突破。
（4）推动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转型是推动小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能否将绿色低碳要素有效导入小农生产，推动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事关中国农业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为此，可以以日韩两国的做法为鉴，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推进这一转型历程：一是从宏观层面，以“绿箱政策”替代“黄箱政策”，推进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整体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二是从中观层面，通过推进社会化服务，尤其是生产托管服务，以标准作业、统一服务的形式，将绿色低碳理念导入托管过程，从而实现对小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低碳替代；三是从微观层面，通过实施诸如“肯定列表制度”等具体举措，切实规范小农户的生产行为。
（5）提升小农生产的“软实力”是增强“硬实力”的有效补充。和日韩两国相似，小农生产格局下的中国农业既面临农业资源禀赋的天然短板，也具有农耕历史悠久、农业文明灿烂的文化优势。对于前者，可通过推动农业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等综合手段，在破除资源禀赋制约的努力增强中国农业生产的“硬实力”；对于后者，则可借鉴日韩经验，更加注重对中国农产品品牌资源的重塑和对农耕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筑牢中国农业生产的“软实力”。以“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有效补充，进而形成推动小农生产格局下的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2）推动小农格局小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具体政策建议：
（1）政府主导设立农地流转中间机构，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在推进农地流转问题上，近年来日韩两国均采用了设置农地流转中间机构，通过赋予其对待流转农地的“中间管理权”，发挥其联结农地流转双方的作用，以此提升农地流转效率。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经验，由各级政府主导成立农地流转的中间机构，以权力清单的形式赋予其依法代为处置待流转农地的权限，以此加快农地流转效率，多快好省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2）有序推动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应用，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就中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实际来说，在大部分地区，“智慧农业”更多停留在概念阶段。但生物育种技术则不然，以水稻这一主粮作物为例，中国在水稻领域具有雄厚的育种技术储备，一直以来由于“可以研究不可以产业化”的政策制约，大量技术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未来，建议循序渐进，有序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等前沿生物育种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以此从根本上提升种业创新水平。